真希望他下辈子能讨到老婆

2019-12-06 08:33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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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7月,辖区内一家自助成人用品店被盗,嫌疑人用铁锤砸碎了自助售卖机玻璃,偷走了价值几千元的成人用品。

同事一边调监控一边说,“八成是色魔郑勇干的。”

不一会儿,监控被调出,果不其然,其中一名嫌疑人正是郑勇,这位鼎鼎有名的“色魔”随即被缉拿归案。

1

我们之所以都认识郑勇,一是他的体型特征十分明显,身高1米6,很瘦,头上有很大一块头皮没长头发,走路时右腿还有些瘸;二是他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,全所90%的民警都或多或少跟他打过交道。

郑勇时年42岁,无业,以开麻木(电动三轮车)为生,在警综平台上的“涉警记录”长达三页半,且绝大多数事由都令人难以启齿。

那天,郑勇坐在我面前的讯问椅上,我问他为什么盗窃成人用品店,他抬头看看我,说是同伙带他去的,想搞点钱。那天晚上,还有一名吸毒人员和他同去,没多久就在销赃时被抓获了。

我问他赃物怎么分的,他说自己分得了两个充气娃娃,其余都被同伙拿去卖了。我又问他,为什么选择成人用品店实施盗窃?郑勇说,一是那家店是“自助”的,夜里无人看管,他并不知道店里有监控,以为不会被人看到;二是他对里面卖的东西“很感兴趣”,用他的话说,“反正偷来的东西换成钱也要去找小姐的,店里有现成的小姐”。

因为行动及时,这起盗窃案的赃物被全部追回,店主很感激,说绝大多数追回的赃物都可以继续售卖,唯有郑勇分得的那两个充气娃娃被他用过了,希望警方能够帮忙找郑勇索要赔偿。

很快,郑勇及同伙因涉嫌盗窃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,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,充气娃娃也给赔了。

郑勇的刑期在看守所就执行完了,等出狱后,我开玩笑给同事说,郑勇看起来也是个实诚人,怎么看那次都像是“憋坏了”,才打起成人用品店的主意。同事想了想,说这家伙应该是有些心理疾病,该带去医院查查的,或许能治。

当然,警察不可能带他去“治病”,我决定去跟郑勇的老母亲聊聊。

往后几个月里,我前后去过他家多次。40多平米的小住宅,没有任何装修,一个黄色的、蒙着一半污垢的白炽灯吊在天花板上,墙上贴满了旧报纸。收拾的还算整齐,但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。前些年,母子二人原本住在郑勇父亲生前留下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,但因房间面积太小又临街,郑勇母亲就将其租了出去,在不远处租下了这间房,两边租金差不多相抵,居住条件才算是稍微改善了一些。

郑勇的老母亲70多岁了,患有严重的哮喘,一口方言本就难懂,加上拉风箱一样的喘息声,基本无法交流。我和她说了几次,老人家一直没听懂是什么意思。我实在忍不住,试着婉转地劝劝郑勇,要不要去医院看看,他却怒气冲冲地说:“男人都想女人,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病?!”此后我也只好作罢。

当时,那起盗窃案中的两个充气娃娃是被作为赃物没收的,几个月后,又重新发还给了成人用品店的店主。店主嫌它们被用过,“看着恶心”,从派出所领出后就当垃圾扔了。之后不久,我却在郑勇家见到了两个充气娃娃,问郑勇哪儿来的,他就说是捡的。

2

打从第一次和郑勇打交道,我就记忆深刻。

那时我上班不久,接到举报称一小区居民楼里有人卖淫嫖娼,等我们赶到现场,将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的郑勇拎起来时,他竟然抱怨道:“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!”同事训了郑勇几句,把他塞进警车里,临走前他的眼睛还一直盯着那名和他一同被抓的失足妇女。

在派出所叙述违法经过时,郑勇非常配合,讲得十分详细,实在让我们怎么听都不太对劲。越到后来,他竟在描述自己和对方发生关系的过程中,带着些许“回味”的神情。经验丰富的同事不得不几次厉声打断他,他却仍然无动于衷。

我实在没想到,世上还会有这样的人。但同事却“安慰”我说,习惯就好,他就是这副德行,“以后你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的”。果不其然,之后我参与的每次扫黄行动,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——无论是街头隐蔽处的“爹爹乐”,还是深夜洗脚房的“大保健”,辖区里还有些失足妇女甚至记得郑勇,“那个瘸子啊,前天才来过……”开始我还教训他几句,后来次数多了,我也懒得说他了,抓住了就直接拖回来做材料。

与其他在色情场所被抓的人不同,郑勇总是强烈要求“拘留”,开始我还有些纳闷,后来才明白,被抓的次数多了,他也知道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里对于嫖娼的处置可以在拘留和罚款中二选一。不管怎样,他都是坚决不交罚款的,“我可没有钱”。

我斥责郑勇,问他既然“没有钱”,为什么还要频繁出入色情场所,郑勇就回答说,别人都有老婆,他没有,不去这些场所还能去哪儿?

我说你娶个老婆不就行了?郑勇没好气地回我,“你说得简单,派出所发我一个?”

我气得不知说啥好,同事在一旁劝,让他别说了。郑勇不服气,还继续小声絮叨:“警察都还有警嫂……”结果同事也气得拍了桌子。

郑勇早年的经历的确颇为坎坷。1996年,郑勇在下班路上被一辆皮卡车撞倒,当场昏迷。后来虽经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,但一大块颅骨被置换为钛合金材料,往后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异常,腿脚也不利索了。

郑勇是家中独子,父亲早逝,母亲是市郊农民,年轻时在市里摆摊,后来上了年纪身体不好,只能在家靠糊纸盒赚钱。郑勇出事前是家里的顶梁柱,事后虽拿到了30多万的赔偿,但身体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,工厂也和他解除了劳动合同,没有其他谋生手段,只能靠开麻木为生。

郑勇平时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区别,但只要交流几句便会发现异常。大多数时候,他都十分易怒,说不上两句就会跟人呲牙瞪眼,知道他情况的人从不敢坐他的麻木,不知情的乘客上了车,也常常因他无缘由的口出恶言而发生冲突。

警综平台上有关郑勇的警情,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与人发生冲突导致的。郑勇本身很矮,又瘦,主动挑起冲突后却又基本沾不到光,几乎每次都是受害方。久而久之,他的电麻木生意也不好了,经常站一整天都揽不到一个活。

揽不到活就没钱吃饭,早先有一次,我们巡逻时看到郑勇在街上的馒头铺里买了3个馒头,就着白开水硬啃,同事就顺手买了一袋榨菜递给郑勇,没想到郑勇却无端发了脾气,当街吵闹起来,怪同事看不起他,我们赶忙驱车躲开,此后也不再主动招惹他。

我问过郑勇,之前为何不趁年轻用那笔车祸赔偿款治病或者娶个媳妇?郑勇说能去的医院以前都去过了,医生说他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状况了,再想恢复,那个花销恐怕不是这点钱能搞定的。至于娶媳妇,“做梦都在想啊”,郑勇义正言辞地说,有了老婆自己绝对不会再去嫖娼,但找不到又能怎么办呢?

我说你手里也不是没钱,怎么会找不到?别把眼光放的太高嘛,找个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。

郑勇就又不搭话了。

3

2013年初,全局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不断深入,上级要求将街面上所有提供色情服务乃至“打擦边球”的场所全部关停,并追究相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,彻底消灭提供色情服务的土壤。所领导直接告诉我,盯住郑勇,他出没的地方必然存在这类非法交易。

按照以往经验,“爹爹乐”是郑勇的最爱,因为价格便宜,一次色情交易只需30至50块。

那段时间,郑勇被我抓了6次,全是30元最低标准的“爹爹乐”。交易场所有时是在居民小区阴暗处,有时是在公共厕所隔间里,还有一次竟然是在停车场的一辆五菱面包车的后厢里。郑勇被抓后也不狡辩,一五一十陈述自己的违法过程,然后老老实实跟我去拘留所。

我确实拿他没了办法,有次同事和我开玩笑,说郑勇这才是真正的“无欲则刚”,大多数嫖客,有正式工作的怕丢工作,有家有业的怕老婆离婚,有头有脸的怕丢人现眼,郑勇这家伙啥也没有,也就啥都不怕,“让他改邪归正,且难着呢……”

我说郑勇也快“玩”到头了,这次专项行动是全省范围内的,隔壁县市也在搞,过不了多久,那个“行当”就消失了,我看到时候郑勇怎么办。

同事却意味深长的苦笑一声,说留个心眼吧,真到了那时候,弄不好郑勇还会搞出什么别的幺蛾子。

2013年5月,市里扫黄打非专项行动成果显著,一大批色情场所纷纷关停。也就在那个月,郑勇突然“消失”了——他的电麻木一直停在出租房楼下,人却不见踪影,我找郑勇母亲询问他的去向,老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说,郑勇找他“女朋友”去了。

郑勇有女朋友了,我把这事儿讲给同事,同事们都说这下好了,他终于该“改邪归正”了。但也有同事笑笑说,他八成是去找哪个相熟的失足女了,“凭这家伙的名声,能找到女朋友就闹鬼了”。

同事虽言语戏谑,但也不无道理。郑勇在本地有个响当当的绰号,“色魔”,全是因为他频繁出入色情场所得来的。本来城市就小,街面上的流言传得很快,这些年郑勇电麻木生意差,多少也与他的绰号有关,极少有女乘客敢坐他的车。甚至平时走在街上,认识他的女性都会刻意避开。

很快,2013年8月,辖区技校保卫处来派出所报警,称学校女生多次举报,晾晒在阳台的内衣被盗,我们调看了视频监控,发现又是郑勇所为。

被盗女生内衣虽然价值不高,但郑勇的行为已涉嫌入室盗窃。他很快就又被抓了回来,我问郑勇偷内衣做什么,郑勇说没做什么,就在家里放着。同事去了他家,搜出的衣物上全是斑斑点点,回来就骂郑勇是“变态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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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勇交代完案情,同事去法制科报裁,等待期间,我问郑勇这几个月跑哪儿去了?他说自己去找“对象”了。我问他“对象”姓甚名谁,哪里人,两人“处”到什么地步了?郑勇却神情沮丧,“女人没一个好东西……”原来,真像之前同事说的那样,他跟一个曾经有过几次交易的30多岁失足女去了外地,两人共同生活了3个月,到最后都没搞清楚失足女的真名叫什么。

走之前,郑勇随身带了2万块钱,失足女便对他很好,平日里张口闭口喊他“老公”,还给他做饭吃。郑勇满足极了,给她买各种东西讨她开心。后来钱花光了,郑勇便被赶了出来,“我以为她能给我当媳妇呢,我真蛮喜欢她的,没想到还是个势利眼,臭婊子……”

4

那次郑勇又因入室盗窃被法院判了半年,出狱已是2014年春节过后了。

来派出所重建《重点人口档案》时,我问郑勇今后有何打算。郑勇面无表情,“还能咋办,以前咋办现在就咋办呗”。我问他那笔赔偿金还剩下多少,他面色有些凝重,说去掉那2万之后,现在不到20万了。

我劝他还是安安稳稳过日子,再搞些有的没的,钱花光了以后生计都成问题。郑勇却说他就不信这个邪,自己想整个女人就那么难。

“那你就正儿八经娶个媳妇!再跟我这儿胡闹,老子不打死你!”我真被郑勇激怒了,骂了他一句。郑勇可能有些害怕,没敢正眼看我,只是小声嘀咕了一句,“都被你们扫完了,我还能去哪儿弄……”

其实也不是没有女人关注郑勇,毕竟他手里有一笔钱,辖区的确有几个女人一直盯着他。但对郑勇来说,却不是一件好事。

张曼就是其中一个,1975年出生,当时还不到40岁,长相姣好,同样无业,但却是一名吸毒成瘾人员。

张曼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,“色魔”郑勇手里有一笔钱,且非常喜欢搞女人,便主动投怀送抱,很快就和郑勇打得火热。张曼因吸毒是警方的常控人员,郑勇刚出狱是警方的重点人口,两人的交往自然逃不开警方视线,2014年6月份,张曼就在郑勇家中被我们抓住。

同事把张曼从床下拽出来时,郑勇竟然上前阻止,我赶忙把他扯到一旁,让他想清楚自己在干什么。

回到派出所,张曼交代自己每次接到郑勇电话就去他家,两人发生关系,郑勇一次给她100元钱报酬;轮到郑勇时,他则说自己和张曼在“谈朋友”,那些钱是给张曼的生活费。

公安局认定两人是卖淫嫖娼关系后,郑勇当即提出抗议,说他真的是在跟张曼谈恋爱。我说,张曼都承认她来你这儿就是为了拿到100块钱,“你见过平时不联系,只在发生关系时付钱的男女朋友吗?”

郑勇依旧不满,嚷嚷着说他真把张曼当成女朋友,不然平时自己都去30元的“爹爹乐”,怎么会给张曼那么多钱。况且张曼每次来都喊自己“老公”,说自己是她的“唯一”。

我说道友的话你也信?别傻了,她靠做这行攒毒资,从你这儿拿钱走了再去别人那儿赚钱,也喊别人“老公”,也说别人是她的“唯一”。

郑勇还是不信,我就拿来张曼的笔录给他看,看完之后,又开始叫骂起来。

5

郑勇已是辖区所有管理者的一块心病。

每个季度跟街道办工作人员开治安联席会议,都避不开郑勇问题。街道办向我反映,郑勇周边邻居对他意见很大,尤其是女性邻居,生怕郑勇对她们做出什么事,晚上都不敢出门,希望居委会和派出所能想办法解决。

我问居委会那边打算怎么解决?居委会干事说他们也没有办法,只能协调郑勇母子的房东在房租到期后收回房子,不让郑勇母子继续居住。“他们母子不是在别处有房子嘛,让他们回自己家住去。”

我想起郑勇那间十几平的小房子,实在不适宜母子居住,有意帮他说句话,便说,“郑勇的户籍地在我这儿,换地儿也换不出我的管区,到时候那边的居委会也还得找我麻烦,要不咱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,就当是帮我个忙。”

居委会干事虽不情愿,但也不好直接拒绝我,转而问我有啥办法,我说眼下没啥好办法,郑勇犯了事警察可以抓他去坐牢,但刑期满了就必须放他出来,“他干的那些事也不够在监狱里蹲一辈子的,到点儿还是得回归社会。不过,你们如果发现郑勇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以主动举报,算是我们一起管控他”。

听我这么说,居委会干事连忙给我说了很多有关郑勇的“情况”——比如,有居民反映,郑勇经常在没有灯的楼道里蹲着,盯着上下楼的人看,吓得女业主不敢独自回家;还有人反映,郑勇经常趁人不备钻进小广场边公共厕所的女隔间里,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,吓得人不敢如厕;还有女性邻居反映,夜里下班回家路上总会看到郑勇,一边冲她笑一边用手在裤裆里鼓捣……

实际上,这些情况我们以前都有所耳闻,甚至有一次,我亲自撞见郑勇往女厕所里跑。那次我把他从女厕所隔间里拎出来,问他没长眼睛还是不识字,郑勇只说自己内急看错了。

这些行为的确已经很出格了,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大事,但上述行为依然也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,没有构成违法犯罪,派出所也没法立即对他采取措施。我也只能跟居委会干事说,告诉辖区居民,以后再遇到郑勇有类似行径,赶紧打电话给我,我去收拾他。

居委会干事也只好点头说好。

会议最后,我试着问参会的工作人员,方不方便帮郑勇讨个老婆,“郑勇一直说想讨个老婆,也许有了老婆他就好了”。

大伙先是一愣,然后纷纷哂笑着摆手表示无能为力。一位熟悉郑勇的街道办工作人员还跟我讲了有关他讨老婆的往事。

其实,96年出事前,郑勇有过一个女朋友,但出事后,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。郑勇对那个女孩的感情很复杂,精神正常时,说当年是自己提出的分手,因为车祸成了废人,不能耽误人家;但精神异常时,他却又吼叫着说那个女的“不是人”,他是因为救她才遭遇车祸,结果出事之后却抛弃了他。

往事无以深究,我只能开玩笑说,郑勇出事之后肇事方不是赔了他一笔钱吗?那个年代,30多万按说也是笔不小的数额,就没有谁因为那笔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?

“郑勇刚出事的时候,那30来万还真算笔钱,他也还年轻,要么花钱治病,要么趁早娶个媳妇。但那时候他既不忍心治病把钱全花了,也没下定决心娶媳妇。现在可好,这笔钱在手里一个劲儿贬值,那时候还能买套不小的房子,现在能干啥?”街道办干事有些无奈。

干事接着说,早些年郑勇母亲也找过街道办下属的婚介所,想给儿子说个媳妇,但相亲的人一看郑勇情况便摇头。郑勇本身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常年不佳,需要长期服药却没有稳定收入来源,母子俩都没有固定住房,手头那笔钱够用到什么时候?本地一般女性根本看不上郑勇,偶尔有外地条件有限的女性愿意同郑勇交往,郑勇又怀疑对方的企图。

但这确实也怪不得郑勇,2003年,郑勇经婚介所介绍交往过一个陕西籍的刘姓妇女。刘姓妇女离异后在本地打工,带着一个孩子,了解情况后说自己愿意跟郑勇过日子,郑勇也接受了那个孩子,之后母子俩在郑勇家住了1年半,但两人却始终没有结婚。

后来郑勇说,那个女的是个骗子,压根不想跟他结婚,因为他提了多次去领结婚证,女人都不肯,反而在1年半的时间里花了郑勇8万多块,大部分用来给那个小孩治病。后来郑勇把刘姓妇女母子都赶出了家门,又来婚介所闹了一场,从此之后,再也没人敢给他介绍对象了。

“唉,他抱着剩下的那笔赔偿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,但说句实在的,现在能跟他结婚过日子的,哪个是看上他的人?还不都是看上他手里那点钱?心肠好的想着那笔钱作为保障,跟他凑活过日子,心肠坏的想着花完他那笔钱再去找下家,别看郑勇伤了脑袋,但这事儿门儿清,他能同意?”

干事又叹了口气,说这眼下郑勇再想娶媳妇有些不太现实,不如拿这笔钱作为保障,走一步看一步。“女人,估计这辈子和郑勇无缘了……”干事最后说。

我叹了口气,为郑勇唏嘘,但也确实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

6

千防万防,郑勇剩下的20万赔偿金最终也没能留住。

2014年10月份的一天,郑勇母亲颤颤巍巍地来到派出所说要求助,值班民警赶忙问她出了什么事,她说了半天,值班民警才明白,郑勇被人“下了套”——说是自己遇到个“发财”机会,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了,现在人也不见了。

警情转到我这里,我赶紧打电话联系郑勇,电话接通了,我问他在哪儿,他墨迹了半天,才跟我说自己在辖区一家酒店的客房里,我问他去那里做什么,他说见网友。我接着问他见网友带那么多钱做什么,他又支支吾吾不肯说。

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,叫上一位同事赶去了郑勇说的那家酒店。进入客房时,郑勇在打电话,站了一会儿,我隐约听到电话那端一个操广东口音的男子在跟郑勇讲“转账”的事情,自觉情况不妙,强行夺过郑勇的手机,想跟对方通话,对方却挂断了电话。

郑勇被我夺了手机,气得大吼大叫,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抡起客房的板凳就要跟我动手。我和同事把他控制在地板上,过了很久郑勇才平静下来。

没多久,郑勇的手机又响了,我接起来“喂”了一声,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就又把电话挂了。郑勇挣扎着上来抢电话,又被同事一把按住,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,打电话的人是谁,郑勇就气呼呼地朝我吼,说自己要发财了,也要有女人了,不要阻止他“过上好日子”。

看郑勇情绪激动,同事一边按着他一边劝他说,我们怀疑他遇到了电信诈骗,好好告诉我们到底自己遇到了什么“好事”,如果真是被我们“搅黄了”,之后我们负责赔给他。

郑勇这才稍微平静一些,跟我们说,自己被一个“富商老婆”看上了,他已经给对方买了机票,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,“富商老婆”让他开好房,之后两人“共度春宵”。

这话一出,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

再问下去,郑勇口中的“富商老婆”自称“王莉”,时年31岁,嫁给一名港商,后来丈夫因车祸失去生育能力,现百亿资产无人继承,她找“郑勇”是为了发生关系后怀孕,事成之后不用郑勇养小孩,还付给郑勇300万“答谢款”。

电话是通过一个陌生号码直接打给郑勇的,郑勇想都没想便信了,又按照电话里告知的联系方式联系了“王莉”,说对方的声音很好听,“骨头都发酥”。“王莉”嗲嗲地告诉郑勇,只要给她打钱买张机票,她马上飞到郑勇这里。

郑勇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,给“王莉”转去了3000块的“机票钱”,之后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套路,先是“公证员”打电话来索要“公证费”,后是“律师”打电话来索要“保证金”,“重金求子”的电信诈骗就这样被郑勇照单全收了。

在被我们强行带回派出所的路上,郑勇一直在不断地挣扎叫骂。同事开车,我在后排按着他,一路都不消停。同事自嘲说,以前都是抓捕嫌疑人,这还是头一次“抓捕”受害人。

那次郑勇是真的很生气,在派出所也没停下叫骂,当然,他气的不是自己被“重金求子”骗去了巨款,而是我和同事搅黄了他的“好事”。

郑勇说,那个“王莉”跟他说过,“富商”失去生育能力之后,自己也很“寂寞”,如果郑勇“有诚意”,她以后可以与郑勇保持“稳定的两性关系”。郑勇当然愿意了,为了显示自己的“诚意”,还特意给“王莉”打去了8000块钱。

再往后,随着案情不断展开,我才知道,其实在我和同事找到郑勇之前,他已经通过银行向对方转去了6万多块。听到这个数字,郑勇母亲在派出所大厅哭了起来。

郑勇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被骗了,我和同事给他解释了很久,他依旧不信。那起案子我们也立案侦查了,但难度很大,郑勇极不配合,每次叫他来派出所了解情况,他一见面就让我和同事先赔他300万损失。

这种想法也直接导致了郑勇第二次被骗。

与第一次被骗经过如出一辙,2015年4月,郑勇第二次遭遇“重金求子”。这次郑勇带着所有钱跑去了邻县,他的老母亲没能及时发现端倪,等到郑勇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那个“嫁给失去生育能力的港商、29岁美少妇陈静”时,他手里的那笔车祸补偿款已经被骗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13万5千8百72”,这个数字我至今还记得。当时我和同事们都恨得咬牙切齿——万恶的骗子,打款时连最后72块钱零头都没给郑勇留下。

更可恶的是,骗子似乎知道警方已经有了“阻骗平台”,即便后来郑勇已经无钱可汇,他们还是编出一幕接一幕故事继续拖延剧情。等到郑勇意识到自己被骗报警时,他最后一笔汇款时间已过去了4天半,警方的“阻骗平台”也失去了效用。

郑勇在派出所哭天抢地,说那些钱是自己的“老婆本”、“续命钱”,后半辈子全指望那些钱活着,他要杀了那帮骗他的人。我和同事劝不住他,只能站在一旁先由他发泄。过了很长时间,教导员听到嘶吼声过来查看,看到是郑勇,就叹了口气,轻轻说句“把他从地上扶起来”便走了。

这一次,郑勇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

他又回到街上,把电麻木停在十字路口边“趴活”。他的脾气和生意依旧很差,人们还是不愿坐他的车,我也仍然时常看到他就着白开水啃馒头。

那段时间,郑勇不时来派出所找我,询问“重金求子”案的侦办情况。他每次来都要与我争吵一番,嫌警方动作慢,一直没有给他追回被骗的钱。开始我还跟他解释一番,后来发现解释不通,便不再理他,等他说累了自己离开。

“重金求子”的案子我们确实一直在查,但郑勇的那笔钱已经被汇去了马来西亚,能否追回、何时追回,谁也说不清楚。

尾声

2017年底,郑勇死了。死因不明,听说是得了什么突发疾病。

那时我已经离开派出所,同事告诉我消息后,我忙问郑勇死后他母亲怎么办?同事说街道办协调送她去了养老院,养老院给郑勇母亲做了优惠,优惠后的价格靠那个十几平米的小临街房租金基本可以负担。

对郑勇母亲来说,这也算是个相对可以接受的结局。

我心下感慨,郑勇也确实可怜,想了半辈子女人,为女人受了重伤、因女人蹲了监狱,被女人骗光钱财,结果临了还是一个人走的。

同事也叹了口气,说这就是命,还能怎么办呢?

不过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个传闻,他说郑勇死之前只有一句遗言,要个纸扎的女人和自己一同下葬。他说在这边没讨到老婆,到那边不能再没老婆。我问他从哪儿听来的,同事说传闻嘛,谁知道哪儿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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